深圳股票配资 春秋战国暴发户激增，商业大都市繁荣发展，商人们靠什么盈利？_的贸易_弦高_郑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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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哪个时代，总有些人能从默默无闻的小商贩，逐步积累财富，最终成为家财万贯的暴发户，令人既羡慕又敬佩。尤其是在春秋战国那个纷乱复杂的年代，暴发户层出不穷，史书中记载的就有陶朱公、子贡、吕不韦、白圭等著名商贾。他们起初皆为无名小卒，却凭借智慧和胆识在战乱中把握住商机，积累了巨额财富，不仅推动了当时社会和商业城市的发展，也显著提升了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。那么，他们是通过哪些途径实现财富积累的？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到底如何呢？

春秋战国时期，是中国古代从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型的重要阶段。冶铁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，尤其是铁农具的广泛使用，使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，整个社会经济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，商业和城市经济由此蓬勃发展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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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初期，各诸侯国的贸易仍旧延续西周时期“工商食官”的传统，商贸活动多由官方控制，官商垄断市场。到了春秋中期，随着私人资本和民间商业势力的壮大，私营商人逐渐成为社会中极其活跃的一股力量，开始在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。以郑国为例，春秋初年郑国迁都中原时，郑桓公与商人达成盟约，保证商人不背叛国家，国家不干预商人经营，这为郑国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。郑商的商业网络远及黄河、长江南北，商贸足迹广泛。

春秋中期，私营手工业者大量出现，推动了商品生产快速增长。各类手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工农业产品相互需求增强，市场交换日益频繁，促进商业的进一步发展。铁器广泛使用和牛耕技术推广，使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，农民剩余产品大量增加，出售余粮的农户数量增多。同时，奴隶主通过征税获取的农产品也投放市场，为日益增多的工商业者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。

商品生产的兴盛促进了诸侯国间商品流通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记载：“如杞梓、皮革，自楚往也。虽楚有材，晋实用之”，说明晋楚之间早已有长期而密切的商品交流关系。到了战国时期，商业更趋繁荣，各国都城及大城市纷纷发展成繁华的工商都会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，生动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与商业贸易紧密相关的现实。

不仅农民将多余粮食拿到市场换取货币，用于缴税和购买生活用品，一般手工业者也需出售自制产品以实现其价值。由于从事工商业相较于农业可以获得更高收益，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贩卖与商业活动，追逐利润成为普遍现象。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指出：“周人之俗，治产业，立工商，遂什二以为务”，反映了当时不少人遵循“周人之俗”热衷于工商，尤其是商业活动者数量庞大。

这些追求利润的商贾多以小本经营为主，许多同时兼营手工业与商业的个体手工业者活跃市场，也存在不少与农业、手工业无关的纯粹商人。这些商人凭借资本积累，家财千金，一跃成为众人艳羡的暴发户。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主要盈利方式可归纳为两个方面：

一是“跨国”贸易。此类“国际”贸易要求诸侯国对商旅往来采取宽容态度，实行开放扶持政策。如《左传》记载齐桓公“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，使关市几而不征，以为诸侯利”，郑国与商人订立互惠盟约，楚国给予部分商人免税特权。即便战国后期推行严厉抑商政策的秦国，也认可“国际”贸易的重要性，使得秦宫得以收藏大量外来珍奇。春秋战国时期水陆交通极大改善，连接各国经济重镇，形成庞大销售网络，商贾们得以西行周，北至晋，南达楚，东往齐，构筑一个广阔的盈利舞台。伴随诸国金属货币的铸行，尤其是黄金自春秋中晚期开始成为重要流通货币，为跨国远程贸易提供了货币便利。

《荀子·王制》记载：“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，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。南海则有羽翩、齿革、曾青、丹干焉，然而中国得而财之。”表明中原市场贸易品种繁多，来自四面八方。春秋时期第一个进行“跨国”远程贸易的商人是郑国的弦高。公元前627年，弦高曾在西市途中遇秦军袭击，迅速以韦先牛十二乘抵御，迫使秦军撤退，显示郑国对商旅安全的重视。弦高所贩运商品包括皮革、牛及璧玉等。战国时，阳翟大贾吕不韦“往来贩贱卖贵，家累千金”，亦凭“跨国”贸易发家致富。

二是资本积累后的商品经营和高利贷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说：“长袖善舞，多钱善贾”，意指资金充裕者更易施展商业才干。商人们深知只有不断积累并循环利用资本，财富才能滚雪球般增长。他们不会轻易挥霍现有的商品资本，而是将部分利润再次投入经营，以求获得更多财富。范蠡在十九年间“三致千金”，但从未中断资本运转，显示商人依靠反复买卖不断扩大资产。多数本小利微的买卖利润，往往重新投入经营，推动财富积累速度加快。

此外，货币借贷是古老的资本形式，春秋战国时盛行粮食和货币借贷两种模式。货币借贷分为常利借贷与高利贷。《越绝书》记载“子贷金钱千贯”，年利率为“什二”，一年利息高达二十万，属于常利借贷。高于“什二”的利率即为高利贷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指出高利贷主要针对小生产者，“凡农者，月不足而岁有余者，而上暴急无时，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”，所谓“倍贷”即利息达百分百，名副其实的高利贷。通过高利贷收取利息，商人资本得以延续，是春秋战国商人重要盈利手段之一。再加上强大的“跨国”贸易，为有胆识的小商贩提供了致富机会，造就了众多“家累千金”的暴发户。

随着暴发户崛起和商品经济发展，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。然而，当时诸侯争霸，且商人贸易活动多需经诸侯国许可，诸侯和贵族的压制是商人地位难以提升的重要原因。暴发户的出现使商人阶层分化，小商人地位与普通小农无异，而少数富商凭借雄厚资本突破重重限制，改变社会地位，甚至参与政治。如吕不韦凭借财富进入官场，成为士大夫成员，购置大量土地跻身地主阶层，并参与秦国高层政治，通过资助秦王异人而获封相侯。

此外，春秋战国晚期鼓励商人“放仕”，入仕方式多样。一是通过选举入仕。齐桓公时期，设三大夫主导选举，选拔贤能，“使鲍叔识群臣之有善者”，并规定工贾凡“于父兄无过，州里称之，吏进之，君用之”，这种选举提拔工商出身官吏的做法在当时极为罕见。二是通过政治投机入仕。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记载庄襄王元年，吕不韦任丞相，封文信侯，食河南洛阳十万户，后又扶持立子楚，献美姬，著书立说，表现出其商人政治家的机智与雄才。

由此可见，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的说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充分体现，财富的力量极大影响社会格局。但由于封建主义抑商政策的长期影响，商人在古代社会整体仍处于底层，唯有少数人脱颖而出，改变命运。春秋战国社会动荡不安，矛盾复杂，商人凭借努力在乱世中自强不息，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。

尽管农业仍为社会经济基础，暴发户的出现促进了经济发展，他们的社会地位随着资本积累有所提升，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人的故事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只有不断奋斗和努力的人，才能在社会中脱颖而出，这同样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启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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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：《史记》《左传》《越绝书》《荀子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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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天津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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